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将持续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它把没有竞争当作完全竞争，把真正的竞争当作垄断。看看几家互联网之间的竞争程度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如用法律或行政手段限制行业准入，发放许可配额，给予专营权，在不同企业之间进行税收、信贷、补贴等方面的歧视，都会带来垄断。捆绑销售（以及排他性条款）是市场中普遍的竞争方式。但按照被告的定义，腾讯就不是垄断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根本无从说起。汽车有轮胎，衣服上有扣子，房子精装修，等等，都是捆绑销售。在中国市场上，成功的价格协议都是主管部门推动的，不是市场竞争形成的。

新浪科技当日所做的1.6万人参与的网上调查显示，69%的投票人支持360一方。如果软件产品必须按照所谓的边际成本定价，怎么可能有软件这种产品呢？真正的边际成本是有没有软件产品的边际成本，而不是拷贝一个软件的边际成本。在缺乏正式和非正式的一致同意型政治制度遗产的国家，通往有效政治制度之路或者需要一个独裁者有能力有意愿去建立并实施必要的经济规则，或者需要经由非政府组织（NGOs）和有效的外国援助实现的、更加漫长的零碎发展（piecemeal development）过程。

2．制度和组织所需的有效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发展常常伴之以个人投入资源保护他的财产。虽然科斯解并不总是可以实现，成本和收益的考量也会减轻制度变迁中的反抗。虽然正式制度可以被法令所改变，但是，非正式制度短期之内却难以改变，实施特征也仅能加以不完全地控制。从前述章节来看，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应该显而易见。

研究有效（也就是说，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政治政策的文献汗牛充栋，所有这些文献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洞见。独裁者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具有很大优势。

这样也会带来外部性副产品，即逐渐积累建立有效的一致同意型政体所必需的政治人力资本。3．面对发达国家的竞争，不发达国家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即整合对经济低成本运作不可缺少的分散知识。现代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灰暗历史是对我们关于经济发展的政治学的不充分知识的一个有力控诉。为之作出的解释有两方面。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现存制度和它们的组织基础的来源，才能获得进行可能的结构改革的洞见。然而，系统总有那么多的噪音，以至于我们无法得到清晰的信号，即使我们想要理解行为的结果。在21世纪初期，对世界经济的一个纵览揭示了与过去经济状况相比史无前例的繁荣。正如第9章所述，现代专业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交易成本——确定产品和服务的度量和绩效特征的成本，这些特征不同于个人的专业化知识，不过却是有效整合分散知识所必需的。

哈耶克强调了另一个关键点，即个人最终不能完全理解政治/经济的总体特征。1．提高经济绩效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清楚地理解经济绩效差的原因。

成功的一致同意型政体需要一系列基本规范去限制参与人，不过发展这些规范需要时间。获得了这一信息，我们才能够把经济绩效差的原因追溯到制度/组织结构上。

本书要传递的一个信息是，在你提高经济绩效之前，你必须理解经济增长的过程。3．构建制度去整合社会中分散的知识，去监督和度量协议并解决争议。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形成这种非正式规范，对此有大量论证和相互矛盾的证据。随后，我们就可以提出改进经济绩效的具体建议了。然后，在你试图改变社会之前，你必须理解这个社会的独特特征。但是，这种想象忽略了我们仍未完全理解的在非各态历经的世界中人类行为的特征。

为了得到理想的绩效而去改变其中一种制度，结果有时却产生不完全的、有时对生产不利的活动。在一致同意型政体所需条件存在的地方，提高政治透明度的制度规则的发展使得对政体的更有效的监督成为可能。

1．商品和服务通常具有关系个人效用的多重维度。我来列举一下由此产生的问题： 1．从过去继承的制度结构可能反映一系列不受变迁影响的信念，这或者是因为被提议的变迁与这种信念体系背道而驰，或者是因为被提议的制度变迁威胁到了现存组织中的领导者和企业家。

但是，高交易成本通常不利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即使给定要素禀赋它们本可以成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关键在于创造激励结构，而不是对西方制度的盲目模仿。

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函数。改善经济绩效需要时间——比批准这些变革的政治家的时间期界要长。亚当·斯密解释国民财富的根源已经有二百多年了，但是，在多大程度上那些影响政治/经济变迁的人在决策过程中持有他的看法是很成问题的。实际上，他可以创造前面列出的建立有效政体所必需的四个条件。

一旦我们考虑到意识和不断演化的文化之间复杂的、远未被我们理解的相互作用，这种保证就不存在了。任何经济模型都无法刻画特定社会中经济增长的复杂性。

在科斯世界里，所有参与人总是选择能够最大化总体福利的政策，并为输家提供补偿。任何时候，文化遗产都严格限制了人类实现变迁的能力。

应对这种异常情况的最好方法是，保持那些允许试错试验发生的制度，这种方法哈耶克多年以前就曾提出过，也已经成为美国物质成功的来源。上半个世纪的经济史充斥着未能实现发展的经济体，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到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当维护现状的组织被差绩效、腐败的曝光或者有关其他地区更好绩效的信息所削弱的时候，正式规则的变迁就可能发生。产生反馈的信息等级链条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使得人们很难根据这些反馈做出正确的评判。然而，超过1亿人每天生活费仍旧少于1美元，超过2. 5亿人少于2美元。应当强调，出现在西方世界的制度，如产权和司法体系，是不能够被原封不动地复制到发展中国家的。

理想的经济模型由一系列经济制度组成，这些制度为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激励。这一问题也会使一致同意的政治规则（consensual political rule）的建立成为整治短期灾难的处方。

但是在真实世界里，根深蒂固的信念和偏见常常导致高不可攀的交易成本。度量不同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的交易费用是关键的第一步。

然而，如果中国想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那么它必须在政治/经济结构中构建激励体系，这可能需要建立那些更具西方社会的适应性效率特征的制度。全球信息成本的急剧下降以及高收入国家明显的物质成功，为变迁提供了重要的推动。